宜宾周亮！20年送66万尾长江鲟“回家”！

6月11日上午，宜宾市长江江安段。周亮又一次蹲在江边石阶上，将一桶桶长江鲟鱼苗轻轻倾入江中。这是他和他的宜宾珍稀水生动物研究所，连续第二十年进行长江鲟生态补偿增殖放流。

6月11日，周亮在长江边进行第20次长江鲟增殖放流。罗顺 摄水花溅起，2.5万尾长江鲟苗种和40尾长江鲟亲鱼顺着水流四散游开。周亮直起身，望着江面：“看着它们游走，心里有高兴，也有担心——高兴的是它们回家了，担心的是，它们能不能自己活下来、自己传宗接代。”六月的长江，水流正好。而周亮在这条江边守护鱼类，已经整整三十三年。

早期进行长江鲟增殖放流的周亮。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

从父亲手中接班
周亮从事鱼类保护的故事，要从周亮的父亲周世武说起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周世武做过机械厂工人，也下海经过商，攒下十几万元家底——在那个“万元户”还很稀罕的年代，这笔钱足够他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。但周世武没有停下脚步。“老爷子的兴趣爱好太广了，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，他都喜欢。”周亮回忆。一个偶然机会，周世武发现，在国际观赏鱼大赛上拿金奖的胭脂鱼，原产地就在宜宾。他开始琢磨长江里的珍稀鱼类，越了解越揪心：中华鲟已经上不来长江上游了，长江鲟也快没了。1993年，五十岁的周世武拿出全部积蓄，在宜宾创办了全国首家民营长江珍稀鱼类研究机构。刚大学毕业、学机电专业的周亮，被父亲喊回来帮忙。这一帮，就是三十三年。

宜宾珍稀水生动物研究所。罗顺 摄创业的苦，外人难以想象。研究所建在深山，路不通，砖头要靠人挑几公里进去；没有电话、没有电视，唯一的娱乐就是看书和养鱼。但这些都不算最难的。在周亮印象里，最难的是解决“吃”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长江鲟只吃活饵——水蚯蚓。那时水蚯蚓两三块一斤，比猪肉还贵，还常常买不到。买不起，就只能自己去挖。“常常是早上五六点出发，中午啃干粮，晚上七八点才回来。”周亮说，有一次他和同事在河边挖蚯蚓，天黑了都没回家，父亲担心得不行。“一挖就是几个小时，腰都直不起来。”最窘迫的时候，整个研究所的运转全靠母亲每月300元的工资撑着。“有人开玩笑说，鱼饵比工资贵，鱼吃得比人好。”周亮苦笑着回应，“让鱼吃饱了就行。”可他说，只要喜欢，再苦再累也无所谓。“看着鱼一天天长大，就觉得有奔头。”

周亮日常清理水池。罗顺 摄

人工繁育能力一路爬坡
1998年，研究所迎来第一个里程碑——内塘驯养长江鲟人工繁殖成功。“那时没有经验，打了催产针，鱼要挤卵。但长江鲟的卵要通过输卵管出来，我们不敢用力，怕伤了鱼。”周亮回忆，“结果挤不出来，后来卵全化了水。”那一批只得了寥寥几百尾鱼苗。但父亲高兴坏了——山里没信号，他放了一只信鸽飞回家报喜：“长江鲟产卵了！”真正的转折在2004年。那一年，野外几乎再也捕不到长江鲟了，这个在地球上存活了上亿年的物种，正徘徊在绝迹边缘。也正是那一年，周亮团队实现了长江鲟规模化人工繁育，当年出苗上万尾。“如果那一年没搞出来，可能这个物种就没有了。”他说。2007年，国家首次通过生态补偿资金支持增殖放流。有了资金支持，研究所总算“活”了下来。此后，生产能力一路爬坡：2012年至2016年，突破年产百万尾级产能；2018年国家启动长江鲟拯救行动计划后，年放流量从几千尾上升到上万尾，最多的一次放流了10万尾。2007年至今，二十年间，他们累计放流长江鲟成熟亲鱼千余尾、鱼苗66万尾。

宜宾珍稀水生动物研究所养殖的长江鲟幼苗。罗顺 摄

回到长江该有的样子
更深远的变化来自长江大保护。“以前江面常有纸厂泡沫，臭得很。”周亮说。随着污染治理和长江“十年禁渔”全面实施，水质改善了，鱼也慢慢回来了。“以前一个科考点位一年误捕记录也就几条，现在一个断面一次考察就能发现好几尾。”近几年，周亮明显感到，江里的长江鲟数量在增加。公开数据显示，长江宜宾段鱼类种群监测数量已从2019年的48种上升到2024年的92种；宜宾段干流水质目前稳定保持在Ⅱ类。今年4月，更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：科研人员首次在未经人工干预的天然水域观测到长江鲟自然产卵，标志着产卵场功能复苏成功，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实现了新跨越。

宜宾珍稀水生动物研究所养殖的长江鲟幼苗。罗顺 摄一个个突破令人雀跃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支撑周亮三十三年如一日扎根江边的，除了父亲的影响，还有一幅刻在脑海里的画面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宜宾人，小时候的周亮在三江口的堤坝旁生活。他回忆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江里的鱼还很多。他听母亲说过，母亲年轻时在李庄读书，亲眼见过江面上成群结队的鲟鱼逆流而上，几百斤一条、两三米长，密密麻麻。“很壮观，当中华鲟、长江鲟要产卵的时候，它们会高兴地跃出水面，阳光下一闪，又‘咚’地砸回水里。”“我希望不久的将来，能重现鱼跃长江，江水里出现的是它们自己繁殖出来的鱼苗，而不是我们放下去的。”他顿了顿，语气十分笃定：“那才是长江该有的样子。”

来源：川观新闻